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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孙俪维权事件”的公共价值

作者:网络整理员   来源:网络整理   上海新闻网   更新时间:2016-10-24 08:48

  不可否认的是,我们真的迎来了一个“明星社会”:明星的一举一动越来越容易引爆公共议题。日前,孙俪发布了一条网络维权微博,声称酒店附近半夜一两点还在施工,噪音影响了休息,希望有关部门可以解决。然而,事态的发展却是她始料未及的,有网友指出,这个“不舍昼夜”的施工项目其实是晋中地区的轻轨工程,关乎当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,必须尽快完成。而杨洋则因为一张乘坐高铁时把腿搁高的照片,同样陷入舆论纷争。于是,网友的讨论锁定在“少数人”与“多数人”的利益博弈上,并且持续交锋,不分高下。

“孙俪维权事件”的公共价值

  事实上,“少数人”与“多数人”的利益争论是没有结果的,这是一个古老的政治学议题,已经争论了几千年。然而,真正有意义的不在于辩论的输赢,而在于“争论”过程本身。如果不是明星微博里的@号、问号、感叹号,我们很难注意到“少数人”与“多数人”的困局,网友也不会意识到,自己的言论竟然有可能是一种政治参与。恰恰是从明星的微博出发,我们得以抵达民主政治,这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,或许是因为我们的网民实在太多了。从“孙俪维权事件”出发,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两个问题:其一,孙俪试图借微博的粉丝效应来解决睡不着的私人难题,这是明星特权吗?其二,晋中网民为加速轻轨工程,勒令孙俪牺牲睡眠,这是“多数人的暴政”吗?

 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,我们必须理解什么是“明星”。引用“明星研究”的基本定义:“明星”是媒介时代的产物。通俗点说,“明星”既不是普通人,也不是名人,而是电视机、电影院、电脑、IPAD、手机等屏幕上可以被看见的“人”,“明星”在本质上是一种视觉符号;反过来,如果一个“人”不能被移动终端显影,他就不可能成为“明星”。进一步追问,那什么才是“大明星”呢?所谓“大明星”,就是拥有最多数粉丝的明星,只要他们振臂一呼,应者必定山呼海啸,因为,粉丝正是当下娱乐业的第一生产力。

  显然,媒介时代改变了我们对“人”的评价体系,我们不再关注一个人的好与坏,而是关注他是否重要,我们的评价标准变得极端表象化与外部化,变得简单粗暴。“微博”直接把“人”的重要性给量化了——你有多重要,取决于你有多少粉丝。我们必须明白,“孙俪事件”之所以能够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,正因为孙俪的微博粉丝有3000多万,她的发言是最容易被看到的。在这个意义上,作为“明星”的孙俪当然重要,因为她成功引发了一场网络社会的政治辩论。而在这场辩论中,孙俪公众形象的是非对错、善恶美丑变得越来越不重要,真正重要的是,她迫使我们做出一个政治哲学选择:“民主”究竟是保障少数人的利益,还是多数人的利益?

  尼尔?波兹曼曾断言,媒介时代是“娱乐至死”的,因为大众必须通过媒介来观察个体,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必然是扁平的。深度被消解了,意义被取消了,新闻通篇八卦,又遑论价值观呢?然而,“孙俪维权事件”给了我们不同的讯息,它暗示我们在网络时代重建“娱乐观”的可能性,具体来说,这就是从社会格局出发的“大娱乐观”:明星的言谈举止或许毫无价值,但这些鸡毛蒜皮所引发的关乎公共议题的网络讨论,却是对社会民主建构极有价值的,正如王宝强让我们看到了婚姻的“交易”属性,张靓颖让我们看到了金钱背后的“中国式关系”。

  智慧源于辩论,这是柏拉图在《理想国》中早已言明的真理,而任何一场伟大的辩论,永远是从无聊出发,最终变得深刻的。仍需感谢孙俪,因为她的一条微博,娱乐竟获得了些许重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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